摩登平台“中国第一股”这样诞生!

摩登平台“中国第一股”这样诞生!

1986年1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邓小平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赠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后,俗称“小飞乐”的“新中国第一股”让世界为之轰动。
“中国与股市握手” 邓小平送出的一张中国股票
这一举动在当时乃至后来都极具象征意义,《朝日新闻》发表整版评论,声称中国企业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于1984年11月18日正式开业,为了解决企业发展急需资金的问题,该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证券部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10000股,每股50元,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
然而,毕竟是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年代,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令人欣慰的是,发行股票的那天,许许多多的热心人早早来排队购买股票,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头攒动,人心沸腾,盛况空前。
就这样“小飞乐”承担起了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零的突破,此举不仅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以产权改革为重心的阶段,同时使企业深化改革转变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投身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同时,这一举动也惊动了世界证券市场,在相当的程度上印证了外界对中国必将以更大步伐走向市场经济,全面推广企业股份制改革,开放证券市场的预测。
1984年发行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小飞乐”股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几十年间,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新中国第一股”究竟是怎样勇敢地横空出世的呢?随后的足迹又是怎样的呢?
借改革东风探路“股份制”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城市改革的浪潮已经开始涌动。
1940年出生的秦其斌,于1958年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派在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术科。年轻好学、思想活跃的秦其斌被抽调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下面的元件工业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长,这时的秦其斌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有知识懂技术又有管理经验。他不甘于仅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他就大胆设想,提出本厂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在这之前,秦其斌曾经参加过上海市长宁区工商联的一次集会,也结识了一些老工商业主,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他。情急之下,爱琢磨的秦其斌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企业拿出一元钱,再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一元钱,这样,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谓一举两得的好事。
然而,毕竟是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年代,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说,搞股份制?这不是要培养一批“食利阶层”吗?这不是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吗?……
“豆腐块”文章激起千层浪
令人欣慰的是,当“小飞乐”开始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时候,新闻界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适时地助阵推了一把。《新民晚报》就此发了一篇相关的仅百余字的“豆腐块”通讯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可别小瞧了这不起眼的“豆腐块”消息,却引来了意料不到的效力——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不久,《新民晚报》的领导打电话给秦其斌:“老秦,报社天天电话不断,都是询问‘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怎么发行,怎么认购?为了报社信誉,你们无论如何要向社会公众发一点。”
当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上海外贸学院的教授就曾给秦其斌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直言不讳地称赞他说:“你是英雄,走了一条非常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
有人这样理解他鼓励他,秦其斌自然热血沸腾,力量倍添,他敢为人先、勇敢干下去而且干出个名堂的信心更足了。
然而,相比之下,厂里职工对出资认购股份却有种种顾虑和质疑,这也迫使秦其斌更倾向于向社会公开发行。
“小飞乐”最终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社会公众:50元一股,发行1万股。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飞乐电声总厂三分厂、上海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公司静安分部发起设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样子,负责承销小飞乐股票的上海工行信托静安营业部负责人黄贵鲜,找来了解放前南阳烟草公司的老股票作参照,请人设计出股票样张。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这次发行的股票,没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可以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人们亲切习惯地昵称其为“小飞乐”。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开办代理股票买卖业务
发行股票的那天,许许多多的热心人早早来排队购买股票,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头攒动,人心沸腾,盛况空前。
后来,当秦其斌回忆起那段创立“小飞乐”的人生经历时总会不无感慨地说:“没有他们的捧场,股票一生下来就会是‘弃儿’,他们才是真英雄,真金白银支持股份制改革!”
第一次分红引发一场争论
“小飞乐”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必须走一道必不可少的关键程序——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孰料,却又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工商局工作人员用疑惑的口气问道:“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秦其斌回答说:“我们是股份制的。”
工商局工作人员说:“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
当时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
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最后,他拿起笔来选择了“集体”这一隶属关系,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但谁也没想到的是,集体所有制后来引发了“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是否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争论。
1986年初,“小飞乐”进行第一次分红。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股东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
刚刚完成了分红扩股,税务局稽查大队来查账审核,稽查大队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
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
“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查大队认为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个人的。于是,秦其斌只好写检讨罚款。
但无论如何,秦其斌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其历史性的价值不言而喻。
邓小平赠送外宾“小飞乐”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领的美国证券代表团。
其时,凡尔霖还给邓小平带来了两件特殊的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
股票,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在中国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的。因而,邓小平能否接受这两件礼物,凡尔霖心中忐忑不安。
然而,凡尔霖过虑了。
邓小平不仅高兴地收下了他的礼品,而且还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回赠给凡尔霖。这张“小飞乐”股票成为第一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凡尔霖先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
这一举动在当时乃至后来都极具象征意义。
这一非凡举止,即刻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的极大兴趣。《朝日新闻》发表整版评论,声称中国企业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其实,邓小平赠送的不过是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然而,对于凡尔霖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于是,他当即改变行程,直奔上海西康路101号,找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黄贵显,亲自办理了股票转让手续。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股海”中,“小飞乐”也许只是毫不起眼的一叶扁舟,然而,作为“新中国第一股”,它将永远记载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史册上。